現代小說(二)-霧與畫

銘傳大學‧應用中國文學系

大一選修‧現代小說期中筆記

自由點閱，請勿自行轉貼

筆記範圍：楊照《霧與畫─戰後台灣文學》

楊照《霧與畫─戰後台灣文學》

P.20

「軍中作家」的本業，是軍人。國家期待他們寫堅定反共立場的文學，協助軍隊，乃至整個社會凝聚國防力量，大部分的「軍中作家」也的確都寫了具備反共立場的作品。然而，他們寫了不只是反共作品。一種逾越反共範圍的，是對於大陸家鄉的思念懷舊主題，表面上還可以說是在宣傳光復大陸政策的，然而實際上，懷舊回義帶來的安慰，對作者與讀者來說，都超過了政策宣傳的意義。

P.29

目前普遍流行的文學史說法是將50年代定位為「反共文學」時代，60年代則是「現代文學」時代。這種講法當然有其道理，不過若是從台灣文學「典律化」的角度來看，「反共文學」和「現代文學」其實不能算是一對等階、平行的概念。

「反共文學」和「現代文學」最大的差異就在：前者領域中的作品，到後來都沒有進入公認的「典律」範疇內，因而「反共文學」在文學史上是以概念的型式存在，而非確切的文學流派。

P.31

更重要的是：50、60年代不少作家是監寫反共文學和現代文學的。從這些作者身上，我們可以最清楚看到「典律化」如何偏向現代文學的現象。即使是現在常常被稱為「反共文學作家」的朱西甯、司馬中原，其實他們在文壇地位的代表作都不能算是典型的「反共文學」。朱西甯最常被提及的〈鐵漿〉、〈冶金者〉、〈狼〉、〈破曉時分〉等作品，沒有一篇是「反共」的，其貢獻反而是在現代主義小說美學上的實驗、突破。他早年真正的「反共」之作《大火炬之愛》，根本就沒有人再注意了。司馬中原的成名作是寫中國鄉野的《狂風沙》。有何反共意識可言？更早真正「反共」的《春雷》一類作品又有誰有印象？

50年代真正熱心投入反共文學的作家如尼洛、尹雪曼、陳紀瀅等人的作品現在都已經很少再被提及了，50年代留下來的作品，除了現代派一脈相承的部分外，反而是《蘭與黑》、《星星月亮太陽》及《未央歌》等幾本「抗戰愛情小說」，這些作品部是直接反共，雖然有強烈民族主義部分，更濃的卻是男女的浪漫曲折戀愛氣氛。

P.33

西方的現代主義源起於工業化、都市化，台灣的現代主義則源起於逃難式的政治移民。陌生疑慮征服了熟悉安定。在陌生的恐慌中，一 部分的人試圖藉同義反覆的頌念來安慰自己、說服自己，這就是意識型態教條的基本來源；另一部分人則自虐地讓自己淹沒在陌生裡，習慣陌生、適應陌生、甚至血淋淋解剖末生的恐慌。歸根究柢，反共文學與現代文學其實是處理變動、陌生、恐慌的一體兩面。P.39

50年代平行發展的「反共文學」與「現代主義文學」，可以看作是「末世情緒」的兩面。「反共文學」意圖用激奮的語言、最昂揚的精神、最肯定的預言來克服「末世恐懼」。之所以激奮，正是因為心底有氣覺得打算；之所以昂揚，正是因為看到最低抑、沮喪的景況；之所以肯定，正是因為遍地都是否定的耳語。沒有末世的焦慮，就不需要把口號、信念叫得這麼漂亮、那麼劃一。每個人惟有把自己投身集體的「堅振」儀式裡，忘掉個體真實的無望、戰慄，才能努力活下去。

而「現代主義文學」則是希望把這種無望、戰慄的感覺，投射、轉化成抽象的存在危險，強調其普遍性、瞬時性，解次來旺掉章正造成無望、戰慄時局的世勢。普遍性是另一種集體原則的發揮，把自己丟進一個想像的「現代文明」潮流裡，把身上的種種苦悶、騷動都解釋、表達為「現代文明」的共同現象，這樣來逃避真正逼在眼前的戰爭問題，以及特殊、特屬於台灣的末事末日威脅。至於瞬時性的強調，實在是因為過去、未來兩頭空後的不得已。未來當然是充滿危險的，而過去則充滿挫拜與打擊。既然不可能從過去中萃取出可以用來征服未來的信心，那就只好強迫自己只看此時當下的感覺、感受了。

P.41

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、王文興的《家變》真正觸目驚心的也都是那種無可挽救的衰老。他們各自嘗試用否認、憤怒、哀傷、自暴自棄等情緒來對待衰老敗亡，而得到的結論卻一定是絕望的。事實上更早的「反共文學」裡，到今天被認定還值得一讀的幾部作品，如張愛玲的《赤地之戀》、《秧歌》，姜貴的《旋風》、《重陽》，都是在描寫「死亡」上別出心裁，有特殊貢獻的。張愛玲與姜貴和其他「反共作家」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他們都對死亡的荒涼、荒謬深深執迷。死亡在他們筆下不只是一個事件、一個階段，而是一整套意義叢結。死亡是人間一切歡慶墮落的總集合、總展現。

P.56

到了《狼》與《鐵漿》相繼出版，朱西甯脫離了早期的關懷，「漸漸地他把試域望前推展，發現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他無法逃避部去面對那形成民族性格、生活方式、以及悲劇的生存空間，於是他把筆觸轉向鄉土中國的探究與批判。」

P.71

陳映真最擅長寫的，不是理想主義的烈士。如果要寫烈士，〈山路〉的主角就應該是黃貞柏與李國坤，而不會是蔡千惠。蔡千惠不是烈士，她是個幸或不幸，親自目睹了烈士與理想之美，卻無力實踐烈士理想的旁觀者。她孤伶伶地站在烈士展現的犧牲情懷前而自覺渺小，為了克服渺小的感受，她選擇了用她的方式奉獻，將自己的青春獻祭於理想。

透過小說，陳映真不憚其煩反覆提醒，生命最大的激動，來自於體受別人的痛苦，願意為別人的痛苦而獻身。中產階級的邪惡，不在他們做了什麼壞事，而在他們封閉了原本的不忍人之心，用種種虛偽的藉口，假裝看不見，或看見卻假裝無所謂。

其實我們都看到了，其實我們都在乎。假裝沒看見假裝不在乎的同時，我們不是沒有罪惡感，陳映真以及他的小說，溫柔卻不留情地跳動、張揚了這份罪惡感。讀著〈將軍族〉，我們哭了；讀者〈山路〉，我們又哭了，往往不是為了小說角色的遭遇而哭，而是為自己曾參與在那虛偽的現實幸福中，讓自己與世間許多真實苦難不相涉，因而羞恥地哭了。不為他人，為自己而哭。

P.143

反共文學在意識型態掛帥領導下，必須訴諸於一些簡單的是非善惡概念，宣傳昂奮、樂觀的戰鬥精神，因而對於充滿複雜轉折、悲情挫敗的過去基本上是能躲則躲。現代主義表現為一種移植的苦悶、背叛，其文學寫作背後的動力乃是以隔人存在的種種困局為主，標榜『現代』的同時亦代表宣告與『過去』的斷裂，歷史在這樣的作品中付諸闕如亦是可以自然推知的事實。鄉土寫實一方面固然對現代主義的自我中心耽溺大加撻伐，然而其所提出的對政治策略畢竟是以刻劃、呈現台灣當下社會現實為中心的，歷史來龍去脈的追索、歷史情境的重構捕捉，一直並未成為關懷焦點。」